本文作者为大卫·凯利（DavidCayley），系加拿大作家、播音员，同样也是伊万·伊利奇的旧友。而伊万·伊利奇（IvanIllich,-）则是一位后居美国的奥地利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哲学家，以其批判教育社会学、批判医疗社会学和宗教神学成名于世（后两点我们将很快在文章中看到）。
此前，阿甘本在博客上刊登了大卫·凯利的这篇近万字社论《从伊万·伊利奇的视角看待新冠流行病的几点问题》（QuestionsaboutthecurrentpandemicfromthepointofviewofIvanIllich）。文首首先刊登一下阿甘本之后的一次评论或许也有助于我们对大卫凯利这篇万字长文的理解：
纯粹哲学｜乔吉奥·阿甘本:面对这场疾病，为什么整个国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伦理和政治上崩溃
上周，我开始着手去写一篇关于当前肆虐的大流行病的文章，在文章中，我试图解决那些我所认为的疫病大流行向我们提出的核心问题：那些旨在控制和限制病毒危害的、大规模的还代价高昂的努力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它们真的像其宣称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保护最弱势群体而采取的措施，而且是显而易见应当采取且不可避免的审慎行为吗？
还是说，要保持这种对明显失控疫病的控制状态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我们同样可称之为灾难性的努力？我们可以说，这种灾难性努力会使新冠的危害与这些措施所带来的新危害结合在一起，疫病肯定会消失，新的危害却将在久远的将来一直回荡吗？
我写了没多久就开始意识到，我所做的许多假设都与我周围的人所表达的想法相距甚远。我想，这些与他人不同的假设，其来历主要来自于我与我的老朋友伊万·伊利奇（IvanIllich）的长期交流。所以这也表明，在我能够清楚地谈论我们目前的情况之前，我首先要勾勒出伊利奇对健康、医学和幸福的批判性态度——伊利奇在一生中对这些主题进行了反思。因此，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首先从叙述一下伊利奇对生物医学演进史的批判讲起，然后再尝试着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问题...
伊利奇（Illich）在年的著作《欢乐的工具》（ToolsofConvivivality）的开头，以医学为例，描述了他所认为的某种当代制度所遵循的典型发展过程。他说，医学在历史上经经历了两次分水岭式的转变，第一次是在20世纪初期，当时的医疗卫生开始变得显著有效，并且其效果大大的且普遍的超过了危害，最终也成为了旨在增进福祉的公共项目。而对于许多医学史学家来说，这就是唯一的一次分水岭式转变了——要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一种进步就将在原则上无限期地永远延申下去，尽管其进步所带来的收益可能会递减。伊利奇当然不是这样认为，他提出，医学的历史还有第二个大转折——他认为在他写作的时候，这个转折甚至已经被跨越甚至超越了。在这个第二次大转折之后，那些他所说的适得其反的结果将开始出现——医疗干预将开始击败它本身旨在促进健康的目标，越来越深层次的走向弊大于利。他认为，这是任何机构、商品或服务的普遍性特征——到了某个时间点，就足够了，之后就会过犹不及。而《欢乐的工具》正是对识别这些“自然尺度”的一种尝试——这是伊里奇对这种技术哲学唯一一次一般性和程序性的探索。当然，伊利奇的医学思想还有对“管理的现代医学”概念发明的批判和对医疗从个人诊断的转移的忧虑——这标志着一个疏远的方向，将医学从一种对人的“护理”转变到沦为恶毒的社会管理学。
两年后，在《医学刽子手》（MedicalNemesis）一书中，伊利奇试图详细阐述医学的益处与危害，该书的最终版本也是最全面的版本后来更名为《医学的极限》（LimitstoMedicine）。他总体上赞成公共卫生领域的大规模创造，这些造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食物、安全的水、清洁的空气。他甚至还赞扬了当时的中国和智利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所有公民都能得到和负担得起的基本医疗工具和药典的尝试——而不是让那些药品开发商开发出大多数人永远用不起的奢侈品。但他的书的重点是识别和描述当医学跨过第二个分水岭时，那些他感觉到的正在变得明显的反作用。首先，他把那些因医疗与药物过量引起的疾病称为医源性疾病（iatrogenesis，现在已经普遍使用的词汇），并分类为临床、社会和文化三个方面。首先，到目前为止，第一层含义应该每个人都明白了——你得到了错误的诊断，错误的药物，错误的手术，医院里生病了等等，这些首先是医源性的。加拿大《海象》杂志（theWalrus）（作者是RachelGiese）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他们的错误》（theErrorsofTheirWays）估计，每年入院的加拿大人中有7.5%至少遭受一次“不良事件”，2.4万人死于医疗事故。大约在同一时间，拉尔夫·纳德（RalphNader）在《哈珀杂志》（HarpersMagazine）上写道，美国每年由于可预防性医疗事故而死亡的人数约为40万。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即使被夸大了——纳德的估计是《海象》的两倍——当然这种意外性伤害（临床的）却绝不是伊利奇